一

1991年，美国学者帕特丽卡·劳伦斯在苏富比拍卖行举办的拍卖会上意外发现一件藏品，那是一箱书信，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其侄子朱利安·贝尔、凌叔华以及其他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之间的书信。拍卖目录写道：“凌叔华通过朱利安·贝尔进入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贝尔1935年在汉口任教期间，与凌叔华产生了一段私情。”那简约动人的笔墨，仿佛是在清扬寒冷的空气里，忽然间看到一间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的温暖屋子，女主人公香艳美丽的模样令人凭空想象，宛如董桥在《橄榄香》中描摹：她的锁骨是神鬼的雕工，神斧顺势往下勾勒一道幽谷，酥美的一双春山盈然起伏，刹那间葬送多少铁马金戈。

这箱书信令帕特丽卡·劳伦斯欣喜若狂，她坦言自己通过这些书信“走进重重迷雾包裹下的某种关系”，揭开了一段中西文学交往中尘封已久的情事。她后来更由此为基础，写成了研究著作《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勾勒出英国布鲁姆斯伯里与中国新月派的文化往来交错。

帕特丽卡·劳伦斯在她的专著里郑重地写下一行字：“在布鲁姆斯伯里，流言有着闪光的价值。”朱利安·贝尔与凌叔华的情事当然是蜚耳的流言，然而更有史实佐证绝非虚妄的传言。那段情事中的人已然销亡，物亦破败。帕特丽卡·劳伦斯的这本书就像是一束蘅芜草——东方传说中的怀梦草，具有召魂的魔力：李夫人香消玉殒后，汉武帝念念不忘，为遣主忧思，东方朔呈怀梦草给君王，那日夜晚，李夫人果真翩然入梦，武帝醒来，衣枕犹有异香，历月不散。

往昔就在那气息中悄然复活，一如灵魂，以丝丝纤柔几乎无法觉察的存在，强韧地荷载着已然消逝的记忆。

 二

1935年10年，在画家母亲瓦内莎·贝尔和姨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鼓励下，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第一后裔”朱利安·贝尔坐了3个月的船，来到了武汉大学任教。

朱利安·贝尔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生中的佼佼者，20岁时，出版诗集《冬之动》，甚获佳评，他注定要成为布鲁姆斯伯里新一代知识精英。那年的朱利安·贝尔27岁。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政局动荡，被历史学家称为“极端世纪”。朱利安·贝尔和当时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激烈地讨论世界的前途，他信奉一句极端的格言：“不是和共产主义一起拯救这世界，就是和法西斯主义一起毁灭这世界。”他怀揣着“中国将发生影响世界的大事”的革命激情来到中国，他甚至有牺牲的打算——预先写好遗书并预备了氰化钾。
    然而，他却意外遇见了她——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夫人凌叔华。那年的凌叔华35岁，人皆称她“珞珈山美人”。她的美在照片中是无从寻觅的，不过张爱玲早就说过：“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知道，留给大家看的唯有那狼籍的黑白的瓜子壳。”

然而，透过那狼籍的瓜子壳，纷纷的岁月还是会被一一还原。

譬如，与凌叔华同时代的女作家苏雪林向来挑剔，那时苏雪林的作品风靡大江南北，杨绛说她的母亲在每晚临睡前，总要读上几页苏雪林或是张爱玲的小说。可她对于凌叔华却是欣赏有加。她说凌叔华：叔华固然容貌清秀，难得的她居然驻颜有术……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儿迷离，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问题，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的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泰戈尔亦对凌叔华赞叹有加。1924年晚春，泰戈尔访华团齐聚凌府后花园，凌府别具心裁地备下数百枝刚采摘下的玫瑰、紫藤花饼以及石磨磨出的杏仁茶。紫藤花饼是用藤萝花加了脂油丁和白糖拌匀清蒸，饼色暖红，芬芳清冽，春情动人，又被唤作春情饼。那种机巧，使得泰戈尔忍不住私下告诉徐志摩：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凌叔华由此进入新月派文化圈。

 三

1999年，旅英女作家虹影以朱利安.贝尔及凌叔华情事为蓝本写成备受争议的《K》，她在扉页上写道：“一切都怪我的心，因为我的心是空的，它那么容易与你相融，好像水倒进水里。于是我们在某一天，就成为一本书的纸和字，无法剥离。”

这本小说等同真人真事，处处充斥着香艳场景的描写，然而虹影有理由这样描写，她花了大半年时间研读关于朱利安.贝尔的信札与史料。朱利安.贝尔在与母亲通信时谈及凌叔华露骨地表达：“亲爱的瓦内莎，总有一天，您要见见她。她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尤物，也是我知道的唯一可能成为您儿媳的女人。”他写信给伍尔夫，称自己“爱恋已经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

所以虹影也有理由这样揣想：是她将他引入爱情的繁花秘境，她的身体犹一封匠心独具的情书，身体迤逦的线条在他眼中熠熠发光，她甜蜜的情话听来坚定纯粹，一切的一切都让他体验到东方式神秘的爱情，充满新鲜和仪式感。
    该书的出版引致陈西滢与凌叔华女儿陈小滢的极大愤慨，认为侵犯了亡者的名誉权，将虹影诉之法庭。

同样一件事，在不同处境的人的理解中是如此的迥异：像是偶尔重叠又遽然分开的身影，又像是遍布镜子的房间，尖锐无穷地彼此映照着，充满着延宕与折返：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烈焰，一半是天真与洋洋自得，一半是愤怒与无从宽宥。

在俗世的价值观中，通奸是一个通以启齿的话题。然而，福楼拜却武断地断言：“所有的名著都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通奸。”通奸其实蕴含着极其复杂的人性的和历史冲突的意义。当通奸这个行为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含量，其虚妄性也显而易见。虹影讲述的这个故事，不过是复述爱情的甜美与残忍，就像一篇俄国小说的开篇：尽管白桦树梢光秃秃的不见一丝绿意，但那饱经风霜雨雪的树皮下，脉管里的汁液如春潮一般奔涌着，太阳晒暖了枝头，鼓胀的柔荑花序正欲挣脱鳞片的层层包裹，吐露芬芒，生命版图被重新打开，历经一番轮回，最终来自于尘土，归根于土地。

又或许可以说，在每一个女人心中，都藏着一个包法利夫人。在婚姻中，曾经的自我被长期湮没，于是寻找一切绝望的出口。而这个出口就像是手里一条迸跳的鱼，又想抓住它又嫌腥气。虹影的那本书，就是那柄凿开心中冰海的利斧，她钩沉人物命运，重访历史的坚硬与轻柔，捕捉历史中的戏剧性，深入其中的肌理与细节，那些历史场景中的人物命运，体现出让人动容的温度，令人低徊不已。

 四

作为生长在富贵之家的知识女性，凌叔华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出尘、任性、不羁和自由。

在未遇到朱利安.贝尔之前，凌叔华的前半生波澜不惊，一如伍尔芙描述简·奥斯汀那样：“她降生的时候，一定有一位仙女来到摇篮边将她高高托起。当仙女把她放回摇篮时，她就知道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但她已经选择了自己的王国，她欣然接受天意，愿意成为这个王国的主人，放弃对其他的一切欲望。”

直到1935年10月，长夏已然过去，武汉溽热却尚未完全褪尽，珞珈山妖娆万状，朱利安.贝尔安抵达武汉大学当天，就去了的文学院院长陈西滢家。陈家住在武汉大学著名的十八幢，那是一座英式别墅群，共有十八幢，陈西滢家住在第二幢，恰在半山腰，别墅座落在珞珈山南麓，远眺是浩淼的东湖，空气温润却不寒湿，天睛的日子，太阳由东南升起，又从西南降落，别墅一整天都笼罩在薄纱般的阳光中。郭沫若给这座别墅取了一个甜蜜的名字：蜂窝水涡。

当朱利安.贝尔拾阶而上，山中落叶铺满小径，而长青藤则爬满石墙，石径上有隐隐的青苔，而大朵大朵肥嘟嘟的蘑菇散落在路旁。

在陈西滢家，他遇见了院长夫人，看上去很甜蜜的女人——凌叔华。他晚上写信告诉母亲：“整个下午我都和文学院院长一家呆在一块，有他的妻子，还有他六岁的女儿——非常可爱迷人的小女孩。我们谈话的方式很自由——简直是内地的剑桥。”

   在朱利安.贝尔眼里充满东方情调的武汉，在凌叔华眼里却枯寂无比，她写信给胡适说“自来武昌，一冬愔愔的白过了。”她还说“武汉三镇竟像一片沙漠似的，看不见一块绿洲，一泓清泉，可以供人生道途上倦客片时的休息。”

命中注定，她会遇上朱利安.贝尔，他令她看到了爱情暗黑的基调，却呈现出一种异样的甜美，宛如罂粟一般，邪恶的冶艳中透露出无尽的欢愉，她注定在劫难逃。

 五

1936年的冬天不再是“愔愔的白过了”，很快，朱利安.贝尔承认爱上了凌叔华，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她敏感而细腻，聪慧而有教养，有时还有点使坏，最爱那些家长里短的故事。”“她不算漂亮，但是很吸引我。”

朱利安.贝尔喜欢给自己的情人按字母顺序“编号”，凌叔华是他的“K”，即第十一。

朱利安.贝尔与凌叔华恋情产生的契机缘于陈西滢的一次外出，日寇企图侵占故都的消息不绝于耳，凌叔华惦念北平的母亲，她来到朱利安·贝尔住处寻求安慰。朱利安.贝尔写信向母亲描述：“她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对我倾诉——我们经常这样——我抓住她的手——我感到她在回应我，几秒钟后，她就被我搂在怀里……她说，她过去没有爱过……整个氛围就像一本俄国小说……”

就像波伏娃爱上纳尔逊，只用了两天两夜。在一起时恨不得合抱成木，通过对方的温度完成对世界的感知。纳尔逊去服兵役分离的日子，她几乎每天都给他写信，通过手指触摸笔尖的温度完成对爱的感知。

凌叔华与朱利安.贝尔的爱恋亦有那么炽热。他们密谋去北平幽会。凌叔华籍口去探望她在病中的美国朋友克恩慈女士。于是他们分头上路，凌叔华先行去北平。火车兴兴轰轰地开了一夜，清早醒来，凌叔华迫不及待地给朱利安·贝尔写信：“我昨晚读了劳伦斯的短篇小说……一个人在孤孤单单的旅行途中，心不在焉的时候一定喜欢读这样的东西……冬天的风景真美，我很高兴再次看见辽阔的平原，平原上散布着的雪白雪白的积雪和枯黄的干草……啊，我多么喜欢华北！多么美的世界！”那封信依然延续了她一贯闺阁派的风格：深藏不露、深情款款，笔底却有着隐隐的风云，每一个字都躁动不安。

凌叔华将朱利安.贝尔安排住在一家离凌府不远的德国旅馆。那些时日，她陪伴朱利安遍访北平古城，朱利安.贝尔写信告诉母亲，年少轻狂跃然纸上：“北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首都之一，有些地方如同巴黎一样奇特。能想象比和情人一起去巴黎还要美妙的事吗？她对这个城市了如指掌，全身心地爱着你，无比动人，对食物的品味无可挑剔，她是世界上所有罗曼蒂克男人的梦想。……我去剧院，去溜冰（很差劲，冰也不行），还作爱。……”“这段疯狂的时间让我脑子一片空白。你能猜到我们是怎样的快乐和愚蠢。K找不到回去的路了，而我竟丢掉了随身携带的东西”

凌叔华烫发、化妆，她摘下眼镜，穿着裘皮大衣，戴着裘皮帽子，看上去时尚俏丽。还在一天晚上，她在家里为他做了一道甜菜汤。这亦暗合了朱利安.贝尔心中的东方情调，就像是唐代王建写的《新嫁娘词》中描绘的情境：“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

朱利安.贝尔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表示：“总的来说，她在床上表现平平，但是除此之外她真是迷人。”

即便深受布鲁姆斯伯里开放性观念影响的瓦内莎·贝尔，亦担心在古老的中国他们的通奸会有风险，而朱利安.贝尔却请母亲放心。他与凌叔华曾谈论过是否要结婚，但他俩谁也没有真正打算要走到那一步，不过双双同意他们在武汉继续保持情人关系。

在那段情事中，凌叔华与所有人一样，一半是受害者,一半是同谋。

但那时的凌叔华是欢喜的。胡兰成曾说：“唯有女子的欢喜，方可与天地不仁相匹敌。”然而谁又能与天地不仁匹敌？即便是仁慈的上帝亦不能。正如圣经所述：亚当与夏娃偷食禁果后，上帝将他们逐出伊甸园，怒斥道：“你本是尘土，仍归于尘土。”随着夕阳的沉落，世界的一切荣光也渐渐地消失，女子的欢喜既莫能外。

  六

从北平回到武汉，那段甜蜜的日子仍在继续。朱利安·贝尔每天上午将佣人们支开，打发他们去干各种活儿，凌叔华在那个空隙悄悄来到他的住宅。

这段爱恋春水初生时，朱利安·贝尔认为凌叔华性格中“敏感”以及“有时还有点使坏”的特质，随着情事的深入，“敏感”则变成了暗黑性格的基调。而“有时还有点使坏”则成了深沉的心机。东西文化的差异，使得这段情事举步维艰，陷入滞涩的僵局。

凌叔华开始竭力阻止朱利安·贝尔会见其他女性朋友，阻止他去参加所有未曾邀请她的聚会。

而朱利安·贝尔原本是拜伦式的英雄，在情事上收多放少。布鲁姆斯伯里浪漫叛逆的思想更是浸染到了他的骨子里。他思慕神秘的东方文化，然而不免有些叶公好龙。他不知道，在传统东方文化中，无论是信奉什么，儒教抑或是道教，都是不过是东方民族中交替的情调，东方式的自由，不过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看似胆大妄为，头上的紧箍咒就是齐天大圣自由的极限。

他用西方的价值观爱她，她却按照东方式的传统为这段情事奉献一切，比如自由，比如婚姻。他为此不堪重荷。他们俩就像两个相邻却不贯通的湖泊，彼此听得到波涛的喧嚣，近在耳畔，却永远无从交汇。又仿佛是孤儿院的两个孤儿，看似形影相吊，却永远无法血脉相连。

而对于她而言，她为这段情事承受巨大的压力，周围的流言蜚语，以及来自家庭的指责。她舍弃一切并尽力而为，然而最终换得的还是无所适从。在她的价值观里，她与朱利安·贝尔非黑即白，永远没有中间地段，她未曾懂得适度才是保一生平安喜乐的制胜大法。她的东方情调如此吸引他，她却未曾从古老的东方智慧找到答案——譬如《易经》，如何依从并摆脱因果之律，最后在因果之律不可抵达的地方产生意想不到的幸运。这才是东方式的智慧与风流的极致。

而于他而言，他的姨母，游走在天才与疯狂之间的伍尔夫说过一句俏皮话道尽了他的尴尬：出来找乐子的男人，碰到用情太深的女人，犹如钓鱼钓到白鲸。

                    七

对于我们的生活，天才的伍尔夫还说过：“它不是一列列整齐排列的马车灯，相反，混沌和暖昧才是生活的常态，像一片光晕，无处不在地笼罩着普通人。”

凌叔华陷入了这种无明之苦。无从解脱。她整夜整夜睡不着，只有凭借安眠药才能片刻从现实中消遁。她还买了一包鼠药，戏剧性地以自杀相威胁。在她的意念中，死亡是甜蜜的，它即将把她从绝望中拯救出来。

然而肉体的死是神的旨意，当神的旨意未曾抵达，她依然要屈辱地活在不断流逝的岁月中，无法逆流而上，无穷无尽的过往早已不见踪迹。

1936年10月31日，朱利安·贝尔写信告诉母亲：“她的丈夫觉得自己处在一个傻瓜的地位，他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他提出了一个相对简便的方法来处理这场婚外情，叔华要么与他分居，但不是离婚，要么与他和好而与我彻底一刀两断。她选择了后者。我打算辞职，以便减少紧张气氛。而我的家人是不会希望我是因难以言明的理由回国的，所以我只能告诉他们，我是因政治原因而回国的。”

作为那段情事的收梢，朱利安·贝尔曾写过一首诗致他的爱人：

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的爱人在她那冰冷的被窝里入睡

她的脑海里追逐起种种幻影

窗外的风将窗帘卷起层层波浪

回到英国后的朱利安郁郁寡欢，总是一个人静静地想着心事。他忽略了身边绝美的乡村景致：教堂、小鸡和散步在青草地上白色绵羊，海湾边呜咽的水鸟的叫声，如同耳语一般，路上遇到一些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民，双方互相点头致意。于他而言，生活是危险的，世界是荒芜的，决定去西班牙参战是他唯一也是最终的解脱。

虹影曾叹息说：朱利安一辈子的毛病，就是感情生活中的 “负心人”(Heart-Breaker)。

尽管如此，虹影还是全力温柔地讲述这个故事。虹影说希望她本人就是书中化名为“林”的那名女子，她期待与朱利安.贝尔“相遇”。在小说完成后，她重访查尔斯顿农庄，在瓦内莎常坐的长椅上怀想朱利安，一如当年凌叔华的思念。

又是一个温柔的夜晚，虹影将自己潜入“林”的意念中，用“林”的口吻写了一首诗给朱利安，那首诗一点也不暖和，诗里满是“林”飘忽不定的惊魂和女人的灰：

       古琴台——惊闻你有R后

“他带我去跑马场”

那个英国女子很漂亮

好像心也不错。

古琴台只有我一人，

我是那遥远时代的弹琴人，

而你听不到。

听到你也不明白：

东方音乐讲的是单调的韵味

寒风迫使我下山，

下山是我惟一的路。

凌叔华又何尝不明白，当男人彻底懂得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朱利安.贝尔离去后，25岁就凭籍小说《酒后》一举成名的凌叔华，余生不再写作。

                        八

1937年7月18日，29岁的朱利安·贝尔在西班牙前线驾驶救护车时被炮弹击中，弹片深嵌胸腔，不治阵亡。

凌叔华和陈西滢依然维系着他们的婚姻。1946年后，陈西滢常驻巴黎，而凌叔华带着女儿，住在一海之隔的伦敦。晚年的陈西滢沉默寡言，有一次，女儿陈小滢问他：“为什么还要和母亲生活在一起？”陈西滢说：“她是才女，有她的才华。”说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陈小滢回忆往事，有句话说得意味深长：“母亲的一生一直都在把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她说父亲很喜欢她，经常给她写信，每次都称其为滢宝贝，句句鼓励之情。却鲜有来自母亲的拥抱，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有次母亲给她洗手时说了一句温情的话：“洗小猫猫手。”

然而即便是“包裹的严严实实”，亦是千疮百孔。世界上没有一种感情不千疮百孔，然而纵是千疮百孔，也是感情。有的感情千疮百孔不肯放手，有的感情千疮百孔未曾形成就戛然而止。

朱利安死后，瓦内莎有近一年时光都无法提笔作画。瓦内莎在1940年3月写信给凌叔华：“近日，常在这个时候想起你和朱利安。三年前，这个时候他回到英国，正逢春天的到来。这是多么的枉费——他看不见春天……”

在伍尔夫和凌淑华的通信中，亦常常提到朱利安。伍尔夫的信一如她的小说，视线异乎寻常的澄明，但似乎总是隔了一层玻璃，永远不触碰任何东西，她淡然写道：“我们的那条小河，小得如同一条大蛇，朱利安曾涉水过河，还在水上放一只小小的船”。有时，伍尔夫亦伤感万分：“我总在想，要是朱利安在，能帮助我就好了。”
                        九
    1989年12月，耄耋之年的凌叔华，终于如愿回到了故乡北京。她在《爱山庐梦影》说：“不知为什么，欧洲的山，在我印象中，殊为漠漠。”“到底是西方异国情调，没有移植在东方人的心坎上的缘故吧！”

倘若朱利安.贝尔还在，这句话，也可以反转过来说。

翌年5月，凌叔华离世，在弥留之际，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不会死的。”此刻的她站在路的尽头，老迈的头颅已无力抬起岁月的花环。然而只要他爱着她，她就永远不会衰老，也不会死去。当年，她倾倒众生。当她老去依然如此。

在她死去的那一瞬间，古老的东方情调依然还在，在岁月中完成长情的守望，停留在他们初相遇的那一瞬：

“浣花溪上见卿卿，眼波明，黛眉轻，高绾绿云，金簇小蜻蜒，好是问他来得么？和笑道：莫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