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感染、滋养着在这方土地生活的作家、诗人，使他们形成专有的理念、气质和个性。江西文人勤勉、坚韧，并且十分执拗、内敛，一直游离于“潮流”之外，在开放与坚守间构建着自己的“理想王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群体流派成为一种诗歌现象。2003年前后，江西诗坛基本形成以南昌、上饶、赣南、吉安、萍乡五大诗群为主体的创作生态。2010年左右，抚州诗群又呼之欲出。其中，南昌诗群尤其显得富有生机。但是，面对“南昌诗群”名下或“定居”或“栖居”的诗人，该作如何界定？长期以来，上饶诗群、赣南诗群都有自己的命名注释者，推出过整体分析本土诗歌发展的长文，而力量蓬勃的南昌诗群长期缺少一份客观而完整的“花名册”，更缺少评论者对南昌诗群进行宏观而详尽的分析。

来自不同“母乳文化”的诗人很难在短暂时期内消弭文化的隔阂而达到诗学理念的趋同。对于地域诗人，我们或可以这样理解：即不管是否立足于地域，但写作行为中始终以地域根性文化为依托（母题）的诗人。尽管“南昌诗群”概念的提出是在新世纪初，但不能否认这种冲击、出征的意识在此之前就不存在，只是抱团意识未及彼时更为强烈、更为自主。故，在论述南昌诗群前，我有必要设置两个前提。一是在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南昌诗歌发展态势时，大都以“南昌诗群”称谓之。在南昌或“定居”或“栖居”的诗人，均放置在这个框架之中（而不止于是否为南昌市作协会员）。二是本文谈论的是南昌的新诗创作。

在梳理南昌诗群的发展脉络及探讨从南昌诗群抵达“南昌诗派”的可能性时，本文尝试从三个角度着手分析。一是从量的角度突围，这是论述南昌诗群蕴藏着活力之基础，以佐证其在全省的版图中占据的实际位置；二是从审美视角、诗歌精神、创作方法等方面切入，阐述南昌诗群多元的风貌，并探讨其宜以怎样的姿态与中国诗坛对接；三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出发，思考从南昌诗群的此岸能否抵达“南昌诗派”的彼岸？

上篇  素描：南昌诗群的力量

南昌诗群的流变

南昌诗歌，和许多地区的诗歌发展经历了一个大致相同的路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莽彦、郭蔚球、吕云松、周劭馨、徐太行、万里浪、陈良运、朱昌勤等围绕革命历史题材这一主题纵情讴歌。20世纪70年代后期，帅珠扬、洪亮、左一兵、陈安安、张铁崖、徐真柏等重建诗歌的尊严。20世纪80年代，李耕、郭蔚球等担负着承前启后的文学使命，熊光炯、胡平、李春林、卓凡、朱光甫等逐渐成长。20世纪90年代，老诗人在突破、嬗变，程维、谢轮、蒋为农、凌非、颜溶、牧斯、杨瑾、王治川、万箭飞等20世纪50至70年代出生诗人崭露头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吴松亭）的李耕、郭蔚球不仅创作成就突出，而且培养、扶持了一大批青年诗人。李耕是诗坛的“常青树”，其创作贯穿至今，出版了《没有帆的船》（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爝火之音》（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疲倦的风》（河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版）等六七部散文诗集，荣获“中国散文诗终生艺术成就奖”。郭蔚球则出版了《冬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版）、《心海漂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年3月版）等诗集。在评论家周劭馨眼里，李耕的作品“沉重，含蓄，曲折朦胧”“色调冷，形态精致”，郭蔚球的诗歌“明快，直率，痛快淋漓”“色调热，形态粗犷”。

2002年，因了《创作评谭》《江西日报》的策划、推动，“南昌诗群”正式被提出，创作呈现繁复多元的态势。李耕、陈安安、程维、陈政、颜溶、牧斯、马策、褚兢、王小林、王一木等佳作不断，有的还尝试写作的创新、转型，他们稳健的写作风格和诗歌精神自成风流。杨瑾、老德、庞华、水笔等人的口语诗创作，丰富了南昌乃至江西诗歌的创作生态。左一兵、麦园子、谢轮、郭豫章等“飞人归来”，形成“梅开二度”的景观。落莎、张萌、朱仁凤等女诗人的悄然行进，改变了南昌乃至江西女性诗歌力量严重缺位的困窘。而在蔚蔚大观的群体中，杨北城、邓涛、舒琼、文向滨、易有彬、万建平、徐桂保、周启平等写就南昌诗歌的另一方天空。互联网的蓬勃兴起使文学的发生场、传播空间发生了迁移和拓展，盘子、李倩、王彦山、张松、马梦、柯金寿、胡景盛、周兴、吴红铁等一批南昌“80后”诗人趁势发出声音。

南昌诗群，不断地推出佳作，证明自己的存在。一方面，南昌诗群不断地在《诗刊》《人民文学》《钟山》《北京文学》《青年作家》《诗选刊》《星星》《诗林》《诗潮》等等大量的文学名刊“攻城掠寨”，显示出强劲的创作势头。《六盘山》杂志（2013年第6期）推出8位作家作品组成的“南昌市作家作品小辑”，其中5人是诗歌。另一方面，南昌诗群的精锐力量在文学管理部门——南昌市文联的主导下多次“排兵布阵”：18位诗人作品亮相于《南昌新时期文学作品选》（陈守朴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11月版），31位诗人作品集结在《系马桩：2000—2012南昌文学作品选》（赵军主编，江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8月版）。南昌市文联和南昌市作协联合编选的12册“江南岸文丛”（傅汉清、陈安安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2月版）中，4册是诗集。

新世纪以来，南昌诗群的市场意识、营销意识日趋增强，通过出版诗集、举办活动、创建诗社、创办民刊等方式抱团出击，不断张扬群体竞技的迅猛之势。如，陈正云等5人的诗集组合成的“盛世文丛”（作家出版社2005年11月版）、《江西诗歌十人行·伪先锋写作》（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12月版）、《6指头诗选》（文汇出版社2014年4月版）等先后出版；“后海，一个你从未到过的地方——水笔诗歌朗诵会”（2011年4月）、杨瑾诗歌朗诵会（2011年5月）、江西首届“伪先锋”诗歌音乐节（2014年1月）等“诗歌秀”让人感受到民间力量的“狂放”与“野性”；进贤县军山湖诗歌学会、新建县长风诗社的成立、复苏，《军山湖诗刊》《长风诗刊》等的创办、升级营造着区域的诗歌气场。尤其是2012年、2013年度《南昌诗歌精选》（程维、洪老墨主编，江西高校出版社2012年12月版、2013年12月版）的出版，使南昌诗群通过民间力量得以两次集结，使我们讶异于竟然有这么多人在南昌这座城市默默地守护着诗意。

南昌诗群的文学生产机制

一个地区诗歌的发展，除了诗人自身的坚守、探索、突破外，还离不开良好文学生态的呵护与推动。由于南昌是江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研讨活动的开展、报刊的关注、选本的出版等文学生产机制的诸多链条都使南昌诗群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江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江西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南昌市文联、南昌市作协、南昌市诗歌学会、南昌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等机构、协会以极大的热诚、高远的文学发展观主动介入南昌诗歌发展的滚滚洪流中。王治川作品研讨会（2001年8月）、邓涛作品研讨会（2010年4月）、边走边唱——徐良平诗歌品鉴会（2011年8月）、万箭飞作品研讨会（2012年1月）、“花开六盘山——南昌作家作品研讨会”（2013年11月）等富有学术性、建设性的会议相继召开。南昌市文联、南昌市作协以举办全市谷雨诗会为契机，培养了一批年轻的诗歌作者，推出了一批颇具实力的诗人。南昌诗群还搭建与外界对话、交流的平台，主动介入全国性诗歌活动中。1981年、1983年，《南苑》编辑部先后在江西庐山举办笔会，邀请流沙河、舒婷等著名诗人出席。2004年4月，诗刊社发起的“春天送你一首诗”公益活动在全国36个地市举行，南昌成为分会场之一。

在南昌，《南苑》以及更名后的《小说天地》《文学与人生》，《南昌日报》《南昌晚报》的副刊是南昌文学的“孵化器”。1980年，《南苑》创刊后，每期推出约15个页码的诗歌版面，设置了“新蕾第一枝”“诗人方阵”“散文诗苑”等栏目。《南苑》更名为《小说天地》后，推出了“诗专号”（1984年）。《小说天地》更名为《文学与人生》后，依旧把诗歌作为编辑重心，先后推出“江西青年诗人作品大展”栏目（2009年双期）、“女诗人小辑”（2012年第4期）。《南昌晚报》创刊于1958年7月1日，《南昌日报》于1999年1月1日复刊后，《南昌晚报》定位为都市类报纸。《南昌日报》“百花洲”副刊特色之一便是常年在谷雨诗会前后开辟“谷雨诗会（汇）”专版。2008年1月6日，《南昌晚报》“原创地带”版以南昌诗人作品专版开篇。在多年的谷雨诗会期间，其推出1—2个版的诗歌专版（2008.4.29，2010.4.19，2011.4.22）。《南昌晚报》开辟的“新世纪江西诗群作品大展”栏目（2011年6月—2013年6月），更是以推出117位诗人作品的“高大上”阵容演绎了一场“纸上盛宴”。

南昌的都市类报以新颖的策划、重要的版面关注南昌乃至江西诗歌的发展。其中，以《江南都市报》的《新闻周刊》/《人文周刊》、《南昌晚报》的《城市周刊》、《江西晨报》的《江西文化志》表现最为突出。《江南都市报》的“诗歌，还能掀起我们内心的激情吗？”专题（2001年4月1日）、“江西诗歌版图”专题（2012年12月16日），《江西商报》的“又到粽子飘香时”专题（2003年6月4日），《南昌晚报》的“新诗江西”专题（2007年5月20日），《江西晨报》的“谷雨诗会”专题（2012年4月28日）、“文学长者/中坚/新锐在南昌”系列（2011年5月—2012年6月）等尤其富有冲击力。此外，《都市消费报》《信息日报》《南昌广播电视周报》等也大篇幅地关注南昌乃至江西诗人的生存状态。（具体参见笔者《南昌都市类报纸本土文化关注十年考》，载2011年12月《西部》增刊）

南昌诗群中，不少诗人兼具“传播者”和“实践者”甚或“建设者”多重身份。陈正云、帅珠扬、左一兵、程维、曲清、王一木、杨瑾、杨晓茅、谢轮、舒琼、何井、刘晓彬、李贤平等或在电台、报刊推出诗歌系列，或策划活动，或编选选本，或撰写专题报道，或者集多功能于一身，他们以真挚的情怀、专业的态度、惊人的能量，多方向、多维度地营造南昌诗歌的文学生态。他们的职业身份是传媒人、出版人、公务员，但他们的理想都指向诗歌的方向，雄浑中见气量，琐碎中凸显价值。陈正云仿佛是横跨时空的“诗坛永动机”，率先在江西地市级文联成立诗歌组织——南昌市诗歌学会（1998年3月），策划滕王阁诗会（1996年4月）、南昌诗歌灯箱一条街（1998年9月）、“玫瑰雨诗吧”（1998年10月）、“春天送你一首小诗”诗歌朗诵会（2003年4月）、“春天送你一首诗·中国好人颂”诗歌音乐朗诵会（2012年4月）等一系列活动。如今，他主编的《诗江西》（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4月版）结束了江西没有公开出版的诗刊之困境。帅珠扬在江西人民广播电台主持“赣江文学”节目期间（1988—1990年），积极推介诗歌。左一兵编辑《小说天地》时，推出了108个页码的“诗专号”。程维在主持《南昌政协》报“桂冠文艺”副刊期间，开辟“缪斯星座”专栏（1992年）推介省内外诗人作品。曲清在《江西青年报》“春泥”副刊推出“诗与诗自白”专栏（1990年），力推江西诗人。王一木不仅在《江西青年报》“春泥”副刊开辟“青年诗人方阵”专栏（1998年11月—1999年10月），还筹划了江西青年诗人方阵研讨会（1999年10月）。杨瑾以其新闻的敏感性，多次策划了关注南昌诗人生活、南昌诗歌态势的专题报道。他在《江南都市报》（1999年3月8日）推出长篇特写《守护一个梦》，被当年6月号《诗刊》转载。他和李松云合写的“诗歌，还能掀起我们内心的激情吗？”专题，占据《江南都市报》3个版。他还在《南昌广播电视周报》策划了报道《消费时代的南昌诗人》（2013年11月21日，王晓兰撰文）。杨晓茅在《赣江大众报》“豫章园”副刊推出“’97谷雨诗专号”（1997年4月17日），其主编的《伯乐——江西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作家作品联展》（2007年3月面世），“诗歌卷”作为重要部分推出。他还在《江西画报》推出《江西诗歌“个人秀”从会所、宾馆开始》（2012年2月号上半月刊）、聚焦江西诗人的长篇报道《诗意的生活生活的诗意》（2014年3月号上半月刊）。谢轮主编《都市消费报·新闻周刊》期间，开辟“大话南昌”版（2003年11月—2005年1月），关注南昌话、南昌出版等文化热点，推出的《南昌网络诗人诗人生存状态》（2004年7月3日）首次关注本土网络写作群体。2005年4月，谢轮和杨建葆联袂将南昌市第一医院打造成全国第一家诗意化医院，影响颇大。何井在《南昌晚报》多次推出诗歌专版，并策划“新诗江西”专题（陈文秀撰文）。在舒琼（和李松云等人）的策划下，《南昌晚报》开辟“新世纪江西诗群作品大展”栏目、开设“南昌文化”新闻栏目（2011年6月—10月）。“南昌文化”新闻栏目对南昌文学期刊、老作家、文学评论、文学内刊等作家群体、文学现象进行了较全面的报道，推出了《渐行渐远的南昌诗歌》（2011年7月6日，周西月撰文）。刘晓彬创办了南昌诗群博客（2012年4月），为南昌诗群和外界诗人架起E时代的桥梁。他主编了《汶川地震诗选（2卷）》（风采出版社2008年6月版）、《“我们钓鱼岛”诗选（5卷）》（团结出版社2012年11月版）等选本，承担起诗人的社会责任与现实使命。李贤平主编包括《作品卷》《文论卷》在内的《诗江西》（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3月版），选入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出生诗人作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要诗评，并附录江西其他文体的综评，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诗歌综评，江西诗歌纪事（1949.10—2003.12），对江西诗歌资源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梳理，并试图在江西文坛、全国诗坛的坐标系上寻找到江西诗歌的位置。他在《文学与人生》主持“江西青年诗人作品大展”、在《南昌晚报》主持“新世纪江西诗群作品大展”，并在《上海诗人》《都市》《红豆》《天津诗人》《诗潮》等报刊推出“江西诗人作品小辑”。他还借助《江南都市报》《信息日报》《经济晚报》《南昌晚报》《江西晨报》等现代媒介的传播优势，使一批南昌乃至江西作家、诗人的风采为大众所熟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李春林、朱光甫，江西美术出版社的陈政，江西高校出版社的邱建国等诗人编辑的诸多诗集、诗歌选本颇有影响。此外，万箭飞、文向滨、杨北城、徐良平等也以切实的行动，发挥着南昌“诗歌义工”的光与热。

“实践者”“传播者”甚或“建设者”多重身份合一的诗人，是南昌诗歌界重要的、宝贵的资源之一，也是南昌诗群在全省诗歌版图中尤为突出的优势之一。

江西诗歌方阵中的“南昌力量”

回首往昔，南昌诗群数次通过江西文坛推出的大型丛书的方式“高歌”与“远征”。比如，1986年7月—12月，中国作协江西分会主编的“谷雨文学创作丛书”（30册）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推出。诗集11册，南昌诗人作品有《爱的长河》（郭蔚球）、《不眠的雨》（李耕）、《兰花吟》（吕云松）、《多彩的土地》（朱昌勤）、《梅雨集》（徐万明）、《当代人》（胡平）、《夏夜的风》（李春林）、《雷雨中的星光》（熊光炯）。又如，1992年9月—11月，中国作协江西分会主编的30册“江西青年文学创作丛书”（郭蔚球、舒信波、邓光东执行主编）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诗集6册，南昌诗人作品分别为《岁月之光》（朱光甫）、《山海交响曲》（陈政、吴国平）、《古典中国》（程维）、《太阳之子》（罗丁）、《晚秋画框里的枫叶》（卓凡、谢轮）。还如，2009年10月，江西省作协主编的“谷雨诗荟丛书”（6册）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除3册《谷雨诗选》外，均为南昌诗人的诗集——《动物诗篇》（禇兢）、《他风景》（程维）、《自己的酒盅》（颜溶）。再如，在江西省作协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联袂推出的“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1994—2010年）中，李耕、王治川、朱光甫等一批南昌诗人的诗集入选。从“谷雨文学创作丛书”到“江西青年文学创作丛书”，再到“谷雨诗荟丛书”“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南昌诗人一直稳占重要位置。

接下来，我们不妨从“选本现象”角度观察南昌诗群在江西诗坛的位置。选本批评是关涉作者、选家和读者的三方联动机制，选本即是这一机制的运行载体。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诗歌的综合性选本有五六种。如，《江西30年新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江西新时期10年文学作品选》的《新诗·散文诗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0年1月版）、《90年代江西文学作品选》的《新诗·散文诗·散文卷》（作家出版社1999年6月版）、《江西60年文学精选》的《新诗·散文诗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版）、《谷雨诗选（3卷）》。这些文学管理部门、研究机构编辑的诗歌选本，体例严谨，程序严格，遴选标准高，比较充分地、完整地体现了江西各地诗人在某个阶段的创作实力。通过检阅这些选本的入选名单，南昌诗群的比例都居于全省前列。在一些诗人、评论家以个体名义编选，并由出版社推出的综合性选本如《诗江西》、《21世纪江西诗歌精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版）中，南昌诗群的数量依旧排在全省前列。

随着网络文学的急速崛起，使得文学评判的眼光和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网络为文学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但传统文学报刊的“出镜率”依旧是评价与检验写作者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诸多的文学期刊有意识地推介地域诗歌作品，“江西诗群”也同样得到关注与激励。被《诗选刊》（2002年第11期）全部转载的《创作评谭》“崛起的江西诗群”大展26位诗人中，南昌占了9席。此外，《诗歌报月刊》（1997年第7期）、《关东作家》的“中国诗歌特大号”（2004年第10期）、《厦门文学》的“新世纪中国现代诗大展”（2005年第2期）、《都市》的“外省的阳光”（2005年第3期）、《上海诗人》的“国风”（2006年12月1日）、《红豆》的“诗歌部落”（2007年第3期）、《天津诗人》的“诗版图”（2012年夏之卷）、《诗潮》的“视野与版图”（2014年第1期）等栏目推出的“江西诗人作品辑”中，南昌诗群数量大都居多。《江西文学史》（吴海、曾子鲁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版），17位诗人进入评论视野，南昌诗人有五六位。2012年11月，在中国第三届地域诗歌奖（江西地域主题）9位获奖者中，南昌诗人、评论家、编辑占5人。

通过以上似乎失之“刻板”的取样观察，不难看出，在多元化的江西诗歌风貌中，南昌诗群拥有强劲的、齐整的创作力量。

中篇  维度：南昌诗群的创作

现实主义精神的传承与飞扬

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江西诗坛，一批诗人坚守现实主义创作立场，对英雄人物、重大事件的激情歌咏与纵情高歌，对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追怀与颂扬，对纯粹价值、普世价值的缅怀与呼唤，他们执著的信念呈现出崇高感甚至悲壮感。其中，以抒情长诗产生广泛影响。文莽彦的《春满井冈山》《井冈山谣》，朱昌勤的抒情长诗《方志敏之歌》《安源山》，胡平的抒情长诗《请您欣慰地闭上眼睛……》，吕云松的《兰花吟》，洪亮的抒情长诗《长江之歌》，朱安群的《想起那个血红的X》等等作品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深刻地打上了“江西制造”的印迹，体现了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鲜明的使命意识以及蓬勃的生命意识。

不过，新时期的江西现实主义诗歌改变了注重歌颂他人、他物而隐匿自我、忽略自我的的创作手法，在感悟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把触角伸向未来，抒发对生命本真的关怀、对生活的诗性表达。熊光炯的短诗《枪口，对准中国的良心》和长诗《伟大的第一枪》，在现实性、历史感中表现出较强的思辨色彩、哲学气质。陈正云总是涌动着万丈诗情，唱响人生与时代的交响乐，他的诗集《我愿是一片彩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11月版）、《高天流云》（作家出版社2005年11月版）中的诸多作品即是如此。这些坚守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不管是悲悯的，还是平和的，或者是忧伤的，还是欣喜的，都寄托着诗人对生活的理性拷问与自醒式的表达。

在南昌诗群中，一些诗人关注世态，“冷眼相看”，冷峻地洞穿现实，张扬着艺术之机锋。王治川的不少诗语言机智而幽默，恰当运用了反讽手法，思辨性蕴含其中，在诗集《灵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12月版）里多有体现。如，《手族（组诗）》大开大合，大起大落，有着金属般的质地：“大帅可以将千军万马/玩弄于股掌之中/面不改色心不跳//手背是一座理性的山峦//国手大棋一举/落下风云顿起/历史之河从此改道。”凌非在“70后”诗人中出道较早，他的讽刺诗充满着轻盈的机智，如《三分一斤卖掉先人和历史》：“三分钱一斤/真是太便宜/不是牛骨头马骨头/也不是狗骨头/而是人的骨头/真是便宜到了极点/三分钱一斤/就卖掉了自己祖先的骨头。”一些中年诗人深入生活现场，直指残缺的现实，显示出他们对现实的洞穿能力。颜溶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挖掘诗意空间，其早期的组诗《血里的鹰》《早安，城市》意象丰沛，充满温情。近几年来，他的创作呈现强力复苏的景象。在《无段落（三首）》中，他对“我”进行了犀利的解剖：“我其实是一个可耻的人。可耻地媚笑哈腰/可耻地在台下虚伪地鼓掌/可耻地混迹人群/谎言与欺骗之间。可耻地出没官场。职场。风月场/桑拿浴场。酒场。麻将场。高尔夫球场。”王小林在《大世界里的小生命（组诗）》中，用“漫不经心”式的口语书写完成一次自我的拷问：“我曾经暗访过卖蛤蟆的市场/也采访过昆虫学家/知道蛤蟆是益虫/也知道它遍身是菌/但说归说，听归听/有时还是不自禁要饕餮一番。”诗人在批判了如“我”这般“美食家”的纠结与困惑，深刻地传递作者向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梦想。从艺术品质来看，他们的作品饱含社会关注、民生体恤、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命运感，氤氲着厚重和大气。

古典主义写作的恬静与超越

诗歌是对于平凡繁杂的日常生活之中的诗意瞬间、诗意片段的语言的刻画和捕捉。一些诗人善于从历史人物、古典诗词中汲取养分，融汇当代人的感受，洋溢着古典的浪漫主义气息。程维在诗集《古典中国》（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10月版）中，不少古人成为他歌咏的对象：司马迁、文天祥、李煜、姜夔、郑板桥等。尤其是他的《唐朝》想象奇谲，气势恢弘：“我要到唐朝去。以梦为马：今夜就出发/一日就是千里。骑着闪电的马匹/我在它的速度上疾驰/五千年的凤凰。五千年的车/五千年的明月。五千年的诗/唐朝！唐朝！一个麦穗般成熟的女子/像女王一样/体态丰盈品貌高洁/雪山是她至大至圣的裸体/女王。我从黎明的铜镜中打量着/城市。诗篇和粮食/光阴浩大/山河壮丽。”谢轮善于在语言和想象的奇妙组合中，依凭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追述而获得智性的感悟。如，《八大山人画意》：“八大山人的画笔是一条腿/八大山人的画笔是他画的鸟的腿/他画的鸟只有一条腿//鸟的腿/站在一棵老树上/那棵树也成了/他的画笔//他画的树只结一种果/掉进了他画的鸟的眼睛里/他画的鸟只有一只眼//八大山人的腿是鸟的腿/八大山人的眼睛是鸟的眼睛//八大山人的画笔是一棵老树/他的树上只有一条腿一只鸟的眼。”“画笔”“鸟”“眼睛”“腿”等几个简单的意象通过“绕口令”式的组合，留下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想象空间。在《1840年》里，他平缓的叙述中却蕴藏着地火一般的控诉：“1840年的街很旧/1840年中国穿上了一种裤子走在街上/1840年的裤子很松”“1840是近代史的门碑/1840年的街上咸丰皇帝的另一条腿不方便/1840年的橱窗陈列着一条旧裤子（那是琦善这走狗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上花了2100万元加工的）。”

在禇兢的诗集《听泉》（新华出版社1999年7月版）中，大量的诗歌富有古典竟境的美妙与安静。如，《水》：“水从石上流过恰如/时间从空间流过//水流动的声音/如花开花谢//在一片寂静的山谷中/寺院的钟声响了//那是溅动的水花/飘起又跌落。”他的《古典音乐（组诗）》《宣纸上的梦痕（组诗）》等作品都散发出“疏影横斜水轻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意境。马策的诗集《诗歌点灯》（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版）亦散发古典之趣、典雅之境。如，《悲愤的大河》：“远离官府的大河/匍匐于山野腹地/奔流或者喘息//羊角小辫的少年/他的稚嫩的眼神/碰伤大河悲愤的脸”“一个长者/遮掩在巨大草帽下的散人/正在认真地钓……”马策对古典意境的借用，还提出了深刻的质疑：“行者的彼岸究竟在哪里？”“任何一种事物都被词语的呼吸包裹着，闻见了词语呼吸的美丽香气也就发现了诗歌。诗人只向‘发现’举手投降。”陈政说过：“一片叶子，看久了，便是一个宇宙。”他的诗集《感觉的云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版）中的作品禅意悠扬，意境悠远，有松涛的影子，有山谷风的吹拂，有泉的欢笑，有雨的沉思……如，《山径》：“无须远上寒山，脚下/就是思绪的石级弯弯/有钟声于暮色中/胖妇人似的蹒跚走近//往往不能选择路/路，狡猾得如同林中的红狐/时光躲在狗尾草下/受惊小兽般索索发抖//从此没有归人。无经无纬的路/便打扮起来期待足音/纵使不是风雪之夜/也会有进山者错择迷途……”王彦山是江西唯一入选9家省级作家网推出的“中国‘80后’诗歌的脸”专题的诗人，和几位前行者一样，古人亦成为他缅怀与“对话”的对象。他借古人酒杯浇胸中块垒，其在《与五柳先生对饮》写道：“义熙元年，且不去管彭泽县令/五斗米如何羁绊住你踉跄的脚步/一粒米有一粒米的命运/或沤烂于庙堂，或扬花于乡间/这都不必去管它，你扑向/宅边那五棵柳树，随风起舞时/荡起的尘埃般的幸福。”在南昌诗群中，蒋为农、郭豫章、邓涛等人的作品有着古典主义的精神内核。

现代主义创作的探索与追问

由于南昌不处于全国的诗歌运动中心，加上地域、经济、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心理、性格等因素制约，因而南昌诗群注重艺术的相对恒定性，大都缺乏探索意识、实验勇气。牧斯是江西不多的具有先锋气质的现代主义诗人之一，他旁若无人地运用繁复的意象，在感性的迷宫中布下理性的种子。在他的诗集《作品中的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版）大量的作品中，荒诞、呓语、破碎、模糊、重复、错位、糅合……他全然不顾读者的汉语诗歌阅读习惯。如，《比喻的结构》：“歌声一断一断，逼近一棵树/砍下其中一截，又一截/所幸，没有被抬走//歌声确实，留下这么一个问题/砍下而不抬走。砍下之后是留着/还是一截截抬走。//如果用蚂蚁抬走——大摇大摆，鼓号齐鸣/那么从前的诗歌肯定会反对/……此属非诗之列//歌声一断一断，不问前者原因/逼近一棵树，砍下多截，地下琳琅满目/诗歌猎取其中一截，其余是空白//诗歌知道而不讲出。假若诗歌一截截抬走/砍下又抬走，会是什么情形？”

我把谢轮列为具有实验意味的诗人之一，是因为在江西诗学观念偏于稳健或者保守的创作情境下，谢轮把诗歌的传播与现代化通讯工具巧妙结合，对文本进行“改良”，具有创新性。他的短信诗集《我只在我眼睛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3月版）意在挑战“黄段子”，净化手机屏幕，试图推动手机文学的健康发展。之后，他根据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创作了《净土之光》。并且，诗歌《净土之光》大型诗歌朗诵会在国内外举办多次。

尽管口语化诗歌伴有拒绝精神提升、迷恋语言把玩、诗意过度平面、滑向游戏快感等诟病。不过，在我看来，口语化在江西具有实验的意味，带来破坏性、撕裂性的审美感。所以，我把老德、杨瑾等口语化创作诗人视为现代性创作之列。在题材的平民化、生活化，语言的口语化、随意化，情感的零度化等方面，他们以轻松甚至戏谑的笔调叙述着常人看来严肃、美好的人与事物，产生颠覆性的效果。老德在诗集《本色演员》（青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2月版）中，将生殖器、性生活等入诗，颠覆了人们固有审美的视角。如，《纸牌游戏》：“关上门／我和美美在茶几上／玩着纸牌游戏／我出红桃A／她出红桃K／我赢了／她脱一件衣服／她出黑桃K／我出红心Q／她赢了／我给她五十元人民币／今天我手气特别好／连赢她六局／弄得她一丝不挂／她还要赌／我问她赌资在哪／她说大不了再撕下脸皮／看看我能不能贱到底／我看见她乳头都羞红了／只好连输她六局／然后站起身／对她微微一笑／挺有面子地走了。”杨瑾早期的诗歌充满古典意韵的抒情色彩，从诗集《石头镇》（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12月版）里组诗《中国画》《墨趣》可见一斑。而在诗集《水槽》（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9月版）里，他努力实践着自己的“诗是无限制的游戏，诗到意为止”的创作观。如：《睡觉的女人》：“睡觉的女人/刚一睡下/就被仙人吹了一口气/她觉得自己/不是睡在床上/而是睡在水波之上。”又如：《公交车》：“3路/到我家/我坐之/5路/到我家/我坐之/7路/到我家/我坐之/541路/到我家/我不坐之/我嫌它的数字大了点。”

日常生活的回归和咏叹

回归日常生活，是南昌诗群在现实主义、古典主义、现代主义之外的又一创作特色。在一些诗人的作品中，亲情、爱情、友情以及家园意识的张扬，既传达出他们对诗歌的新的体认，也显示着跳出语言的藩篱，回到生活源初的宏愿。在合集《6指头诗选》中，左一兵的《杭州，杭州（组诗）》《故里诗情（组诗）》等描述乡情的诗作真挚、情深。尤其是《故乡，故乡》诗意饱满，长于铺排，白描和抒情的融合与统一，使儿时的回忆如线描画一般徐徐展开：“我要回故乡去，乘九月的/风，那是一匹快马，时速八百公里/瞬间抵达，我的乡情被泪发酵为西子湖水/还有一滴两滴模糊了久藏的思念……”“四公园旁，白傅路星远里，小巷里有儿时的家/嵌有铜环的门已经苍老，开着，屋里储藏着童年的全部细节/依然新鲜，如同串街走巷卖甜酒酿大伯的吆喝香了十三年/只是天井四壁的爬山虎总也够不着我梦的高墙/只能爬进我住的小楼阁，可那轮月亮也许生锈了，锈斑印在窗楦。”李春林的诗集《枕流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歌咏的是游子梦、故事情，清词丽句，朴素无华，这些亲情的记忆萦绕诗人的一生，成为他昂扬奋进的动力。此外，他的诗集《盈盈的爱》（花城出版社1992年1月版）作品细腻真切，一咏三叹，既有亲情的浅唱，又有爱情的低吟。朱光甫的诗集《漂流船》（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12月版）里，作者在都市生活中追忆童年、怀想乡村，质朴无华，迷朦淡雅。如，《童年和村庄》：“多少年了/一到黄昏，村庄颤栗着/为每一只迟归的鸟惊恐不安/一到冬天，村庄默默摘下/那顶装满灰尘的破帽/为祈祷，洒下一路纸钱……”

郭豫章的诗文集《南方的曼陀琳》（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2月版）中的诸多爱情诗用词典雅、精致，呈现缕缕洁白的情怀。在《雨，是爱的流苏》中：“蝴蝶飞出三月的右耳/将无语的天空带入江湖/旧历年刚过/风还要吹上一年”，他站立雨中，怀念一段段往事，悱恻缠绵，忧伤不断。在爱情诗创作上，一些女诗人委婉、羞涩，欲说还休。蒋为农被称为“捧着月光回家的女人”（颜溶），她诗集《水天独语》（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0月版）中的《先锋爱情》，让人惊讶于南昌诗人的口语诗其实十多年前就被女诗人“把玩”：“爱就是小蜜盯着老板的宝马发嗲/爱就是美眉对着权贵的乌纱放电/爱就是第三者理直气壮向原配挑衅/爱就是六十岁的大款与二十岁的桃面交配/……爱就是删去良心的爱的简化字/爱就是情人活学活用的三十六计/爱就是不要脸的比要脸的嗓门更大/爱就是情场硝烟无可奈何的法律……爱就是爱人淘汰制/让床上的风骚竞争上岗/爱就是爱情疑难症/在流行歌曲里哭哭啼啼。”没有修饰甚至近乎“粗糙”的语言，作者信手拈来，以批判的眼光使现代爱情的乱象跃然纸上。一些女诗人用纯情、自然的语言，通过具体的事物展示对挚爱的呼告，拓展了语言的张力。落莎的《姿势》《爱的速度》等作品，以强烈的性别意识、性爱萌动显得大胆而别致。如，《姿势》：“女人睡觉时/会考虑双手摆放的位置/通常我会将它们都放在胸前/一左一右/夜晚，我把手放在山峰上/就像一位孤独的渔妇/看守沙滩上晾晒的渔网。”又如，《爱的速度》：“我从来/都未怀疑过我的需要/然而他却说：/‘我要让你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幸福的女人。’/难道这么多年来/我还不够幸福。”女性的情感自觉被唤醒，不舍理想中的幸福幻想。作者笔锋一转，从行而上的情感诘问延伸到行而下的欢爱启蒙：“灯光下，他那么忧伤/我加快了宽衣解带的速度。”在爱情诗的花园里，徐良平的真挚、朱仁凤的热烈、张萌的绮丽、文向滨的柔美等都各具其美。

优秀的地域诗歌，应该穿透地域与人、地域与世界、地域与文化的关系，传统意识和当代意识的冲突与和谐。陈安安在《诗歌报》《江南》《飞天》等诸多名刊主办的全国性新诗大赛中频频获奖。他以煤矿为题材的“黑色的诗”闻名，既表现现实的生机与活力，又悟透生活的深沉与责任。他善于从日常小事撷取诗歌的果实，以小见大，引领读者感受天空和大地之辽阔，之高远，其诗集《有刺的树》（江西美术出版社2001年12月版）中诸多作品体现了这一创作特色。如，《箫》：“一枝竹/死于挺直/成了一支箫//那风/那雨/都被裁去/所有的历史/只剩短短的一截。”新世纪以来，陈安安关注的“鄱阳湖”、程维视域中的“江右”等地域诗歌构成了南昌诗歌的“地理魔方”。陈安安的《走不出湖的船（组诗）》，由《爱喝酒的渔夫》《渔嫂》《八月的渔乡》等组成，语言朴素，闲庭信步间让人意味深长。在《八月的渔乡》里，流淌着属于鄱阳湖的文化血液，不仅描绘着这方水乡的风情与风俗，还有浸泡在血脉里的精神之源：“家家场地上晒着满满的富余/吸一口这里的风/都是鱼的味道/以前锅里找饭床上找乐的/叹息早已抛进湖里/成了肥肥的鱼儿虾儿/被烹饪成今天餐桌上的感恩/朴实厚道的渔民终于推开了/古老的窗户放风景进来/松开的手脚把一个好季节/拼命地往家里捕捞/烈日下追逐收获的欲望。”程维是江西文坛“60后”作家中颇具创造力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坚守、掘进中一直寻求变化、突破。在《江右书》系列中，他尝试口语化的表达，使诗歌呈现散文化的倾向。如，《在南昌》：“七座城门为你打开，而今已废毁殆尽/进贤门惠民门广润门章江门德胜门永和门顺化门/每座门都有古老的记忆是谁封闭了它的嘴唇/没有城门的城市是个哑巴老南昌不幸言中/少有活过百年以上的人七座城门每一座都存在过数百年/挑桶卖莱进贤门千船万帆惠民门推进涌出广润门接官送府章江门/杀人放火德胜门冷坛社庙永和门刀枪剑戟顺化门……”“进贤门”“惠民门”等具有“南昌烙印”的风物、地名承载着诗人对人与自然、人与故土、人与社会的思考。

在南昌诗群中，还有一些站立于赣江之滨的行者，抒写诗歌的荣耀。李贤平的《大地上的孩子》（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章晚华的《拐了个弯》（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12月版）、张松的《石头剪刀布》（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12月版）、游华的《游华诗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11月版）、水笔的《病火车》（青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2月版）等绘就自身的写作谱系。

下篇  思考：从南昌诗群到“南昌诗派”，能否抵达？

诗歌浪潮中的“南昌”困境

从梳理诗歌民刊的历史可知，民刊策略已构成诗歌的基本生存与传播方式之一，这是新诗的边缘处境与中国文化的独特体制使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抚州的《乌鸦诗报》（《亚细亚诗报》），九江的《山谷诗报》等民间诗报为江西诗歌的传播提供了一条通道。南昌诗人也参与到这激动人心的诗歌浪潮中，如张云主编的《大陆诗报》（1988年12月创办）、何井参与主编的《持烛者》（1996年3月创办）、万胜荣主编的《诗航》（1996年12月创办）。其中，一些校园诗人高举理想的旗帜，投身其中，牧斯、毛江凡主编的《斯人诗报》（1993年1月创办），杨晓林主编的《激流岛》（1994年11月创办）、王定保主编的《晨风》（1995年11月创办）、李贤平主编的《校园文坛报》（1996年5月创办）等，开辟了“江西青年诗人作品”专版。新世纪以来，上饶诗人滕云和李贤平联合主编的《三清诗报》“2002江西谷雨诗会”专号（2002年7月15日），他与谭五昌联合主编的《新江西诗派》（2002年10月）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广东的黄礼孩通过主编《诗歌与人》《中西诗歌》等民刊，制造了“70后”“中间代”现象，为广东本土诗人寻找根脉……诗人、评论家发星这样评价他：“如果离开了黄礼孩，许多诗人，许多无枝可栖的灵魂们将变得凋零。”他还总结出黄礼孩运作民刊获得成功的五点因素：“民间角度的自由专题策划、实施；成熟的诗歌作坊（编辑—印制的一条线）；在民间诗界的影响为其塑造了良好的诗歌资源基础；足够的经济基础；独立办刊人的独立性。”反观江西，新世纪以来虽然有几份民间报刊，但因或圈子文化的困囿，或办刊经费的限制，或办刊宗旨的游移，都未能产生太大的影响。同样，有影响力的民间报刊的缺失，影响着南昌诗群的锐利集结。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江西诗坛，以诗人身份转向评论家的陈良运、周劭馨在评论界拥有广泛的影响。陈良运的诗学研究走进了全国评论界的视野，推出了《新诗艺术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7月版）、《中国诗学批评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等10余部著作。周劭馨推出了《文学的求索》（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中国审美文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等评论集，其阐述新时期江西诗坛的《时代风涛的心灵回声》，为“谷雨文学创作丛书·诗歌集”作序的《队伍来到了开阔地》等评论纵横捭阖，激荡人心。新世纪以来，客串评论的南昌诗人还有褚兢、马策、刘晓彬、李贤平等。其中，褚兢剖析新诗远离大众原因的《透视现、当代中国诗歌》，综述江西第五届谷雨文学奖获奖诗歌的《永远的圣殿》，马策对“下半身”写作的美学倾向和写作实

践的《诗歌之死》等评论介入诗歌现场，力透诗歌文本，让我强烈感受到了蕴含其中的犀利、深刻及评论之美。刘晓彬以极大的热诚和心力关注本土诗歌，是南昌诗坛的“拼命三郎”。他推出了《对话》（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年4月版）等评论集，尤其是专著《穿越时空的对话——论程维诗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版）在分析、挖掘评述对象创作特色的同时，阐述了一首诗歌诞生的过程。李贤平多年来对江西诗歌乃至文学进行全景式的观察，并从文化生产机制的角度探究报刊在关注文化人物成长、繁荣文学艺术创作等方面具有的价值。他撰写江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2009—2013年度《江西文情报告》“诗歌”部分。他出版了评论集《江西文学观察笔记》（江西高校出版社2014年2月版），又正在撰写专著《江西新诗发展简史（插图本）》。尽管南昌诗群拥有数位评论家，但他们因或缺乏持久的关注本土诗歌的热情，或缺乏介入全国诗界的艺术水准与审美眼光，而无法将南昌诗群向更广阔的天地助推。当然，南昌诗群这样的困境，也是江西诗坛的困境。

《江南都市报》做过关于新世纪江西诗歌的专题，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江西诗群尽管作品不少，创作队伍不弱，但缺少具有足够影响力的作品，缺少足够与全国诗坛翘楚比肩而立的领军人物……从历史渊源来看，江西人文昌盛，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很难接受新观念、新思想，造成赣人的盆地心态，封闭、自恋，盲目崇拜外来文化。诗人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这种心态，缺乏在现代文明下的主体精神姿态和批判意识、独立的人格意识。”这不仅是江西诗群的现状，也是南昌诗群的映照。

此外，南昌诗群在一些重要诗歌事件、选本中的乏力甚至缺席，也催人思考。江西有6人出席了诗刊社“青春诗会”，其中赣州、上饶分别为2位，九江为1位（1994年的汪峰、2001年的凌翼、2003年的三子、2005年的邓诗鸿、2008年的林莉），南昌只有凌非（1992年）。中国作协自1994年编选至今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全国174人处女作入选，赣州、上饶均有诗人文集入选，但没有南昌诗人。

从南昌诗群到“南昌诗派”的抵达可能

进入新世纪，群体流派成为诗歌现象之一。江西籍评诗歌论家谭五昌认为：“由于文化环境的相对宽松及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当下诗歌写作在诗学理念与美学趣味上的内部分化空前剧烈，诗歌写作的圈子化、同仁性、地域性及群体流派性，已经构成了以大陆诗歌界为主体的当下中国诗坛的基本诗歌美学格局。”牛汉先生曾经对评论界把他列为“七月派”诗人而提出质疑，文学史家洪子诚反问：不将你归在“七月派”诗人中，那该归到哪里呢？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在对文学作品进行总结时，都有他们各自认为妥帖的角度和归类方式，而地方性也是角度之一。

我们从南昌诗群大量的诗作中能洞察到作品精神和情感内核的相似性，那就是在关注心灵、生活的基础上生发出对生命和世态本相的体悟，在具备区域文化特征的基础上传递出普遍的人文关怀。一般而言，一个地方文学群体的兴起、文学流派的形成，能带动当地文化活动的总体走向，形成对外文学交流平台的搭建，有利于提高地域文化的整体水平，促进社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基于南昌诗群创作实力的强劲、群体力量的日益勃发、团体意识的急遽增强等因素考量，诗歌无可争议地成为南昌文坛的重要创作力量。所以，打造“南昌诗派”的提法正当其时。2012年4月，南昌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赵军在南昌谷雨诗会上第一次提出打造“南昌诗派”的倡议。2013年5月，他又在南昌市诗歌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郑重提出：南昌要全力打造“南昌诗派”。2014年2月，从首批“南昌诗派十六家”的名单确定（以出生先后为序：左一兵、陈安安、陈政、褚兢、蒋为农、王治川、程维、老德、郭豫章、颜溶、杨瑾、舒琼、水笔、牧斯、洪老墨、邓涛），到作品集《南昌诗派十六家》（江西高校出版社4月版）的出版，再到南昌市文联主办的“说吧，诗歌——南昌诗派研讨会”的举行，南昌诗歌资源得到了近年来最为有效的整合，南昌诗群得到了最为强劲的推崇。尤为重要的是，在“说吧，诗歌——南昌诗派研讨会”（4月26日）上，与会者热烈讨论南昌诗群的创作得失以及能否形成“南昌诗派”展开，成为南昌诗歌史最具学理意义的探讨。

就如何更好地打造“南昌诗派”，我有三点思考。其一，江西文坛长期以来不太注重宣传，或者说无力营销，使得江西文坛静悄悄。幸好最近几年有比较大的改善，从文学管理部门到民间力量，正逐渐形成合力，使江西文学的整体形象得到逐步提升。如引起《文学报》《文艺报》等专业文学报纸的关注，则可使“南昌诗派”产生更广泛的辐射力。其二，从展示“南昌诗派”整体实力的目标考量，不妨充分利用南昌的地缘优势，在省内外报刊推出他们的作品。“南昌诗派”最终能走多远，依旧是用文本说话。除了整体出击外，诗人要不断地冲击名报名刊，扩大作品的影响力。对于日后“南昌诗派”的人选，我有三点看法。一，制定评选标准公开发布征集启事，根据参选材料评选出“南昌诗派”名单；二、每一批人选，在老中青搭配上更具有梯队结构；三、在文本质量相当的前提下，将外地南昌籍诗人纳入视野，使“南昌诗派”更具包容性，使南昌市文联这一文学“民生工程”惠泽更多的优秀诗人，激励年轻的诗人不断自我突破，并给予他们成长的平台。可以预期，通过南昌市文联、南昌市作协、南昌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南昌市诗歌学会的合力推举，通过诗人、评论家的联袂推介，对打造与形成“南昌诗派”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般地说，文学流派是一种由众多作家、学者的作品所构成的文化共生现象。诗歌流派的形成需要几个基本条件：有独到的诗歌旗帜，对一系列关键词、概念有完整、说服力的理论主张；有傲立于诗坛的领军人物；有一批创作风格相近并能印证理论主张的优秀作品。“南昌诗派”主张诗歌形式和内容的双重创新，诗歌语言的兼容并蓄以及同气相求的地域色彩。我们也应看到，入选“南昌诗派十六家”的首批作者，不少诗人具有创作特色的共通性、精神资源的相似性，但有一些并不符合“南昌诗派”的艺术要求。因此，目前的“南昌诗派”只是一个以“南昌”为共同地域背景而集结的诗歌团体，其形成需要多种文化力量相互作用，需要漫长的时间沉淀、证明。从文化发展意义上看，南昌诗群、“南昌诗派”不仅属于南昌文学，也属于南昌文化。同样，它们不仅仅属于南昌，也是属于江西。俄国抒情诗人米哈依尔·莱蒙托夫在《帆》中写道：“在那大海上淡蓝色的云雾里，/有一片孤帆儿在闪耀着白光！/它寻求着什么，在遥远的异地？/它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波涛在汹涌——海风在呼啸，/桅杆在弓起了腰轧轧地作响……//唉，它不是在寻求什么幸福，/也不是逃避幸福而奔向他方！/下面是比蓝天还清澄的碧波，/上面是金黄色的灿烂的阳光……”南昌诗群再出发的号角已经吹响，队伍已经雄壮集结，盛大的帷幕已经开启，能否形成“南昌诗派”，一代又一代诗人鼓荡呐喊、奋力出击，会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河流中交出属于自己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