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何为“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特指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赋予了新内含的政治概念，它包含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三个时期（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当下近十年及未来若干年）；其次我们要讨论的才是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何为？

中国新诗已走过百年历程，这一路走来，既是曲折和坎坷的，又是求真和奋进的，其中不仅给了我们丰富的经验，也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但是，面对进入新时代的中国诗坛，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诗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多元化格局已基本形成。“风格流派的多样性、艺术追求的多元性、审美观念的丰富性、价值观念的多向性已基本成为文坛共识。”（王雅清《文体意识的张扬》）一直以来处于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传统已成为当下诗歌创作多元化中的一元。

在讨论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何为之前，不妨先对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进行一个简要的梳理：

首先，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诗歌创作。这一时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初期，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主流“应该说是正确地坚持了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原则，坚持了诗歌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吴欢章《应该正确对待我国当代诗歌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时期除了成长于革命战争年代的老一辈现实主义诗人郭沫若、艾青、贺敬之、郭小川、臧克家、冯至、公刘等仍然活跃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之外，还产生了诸如李季、严阵（阎桂青）、阮章竞、未央（章开明）、邵燕祥、刘镇、黄声孝、李学鳌、孙友田、郑成义、王老九等一批现实主义诗人。

其次，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诗歌创作。作为中国新诗的延伸，过去的时代无论如何，总意味着一个结束，又是一个伟大的开端。这对于以往诗歌的历史性变异充满了严峻的质疑和反思，对于扑面而来的春天解冻的暖意，则充满了再生的喜悦。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叶延滨、流沙河、傅天琳、李小雨、韩作荣、张新泉、张学梦、雷抒雁、吉狄马加等诗人，以《诗刊》《星星》等官方刊物为主要平台，形成了“新现实主义”诗派。但几乎在同一时期，以舒婷、北岛、顾城、梁小斌、江河、食指、芒克等先驱者为代表的民间的“朦胧诗”开始兴起并席卷中国诗坛，而且其中涉及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看待“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当时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再度兴起，绝大数都是从“原则”走向艺术的诗歌批评家所认识到的某些单线发展以及模式的固定化不利于诗歌创作的发展。于是刚刚回归的现实主义又失去了其正宗的地位而成为诗歌创作多元中的一元。朦胧诗后先锋诗潮开始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再次造访中国诗坛，诗歌创作提倡个性化，其中不同的诗学主张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然，这些诗学主张不仅仅是在观念、形式、手法和趣味上的不同，而且还是诗人生活的方式、对待诗歌的方式、创作诗歌的方式都有着根本上的不同。诗歌领域和诗歌本身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写作主体，有着根本差异的诗人，意味着诗歌创作的多样化。

第三，当下的诗歌创作。“随着先锋文学整体退潮，现实主义全面回归。”（蔡家园《反思“非虚构”写作》）特别是2015年，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非虚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得现实主义在再次回归到其正宗地位的过程中又多了一个推手。由于“非虚构”没有固定的文本模式，随着“非虚构”逐渐跳出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的范畴并采用到小说等其他文体创作，当下有诗人提出“非虚构诗歌”写作。对于“非虚构诗歌”写作，我认为值得商榷，因为“现实主义”并不等于“非虚构”，尽管“非虚构”就是“真实”，而“真实”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在这里，我还是比较赞同评论家蔡家园的观点：“‘非虚构’挣脱既有的文学逻辑链条，试图通过强化‘真实性’来正本清源，重新审视文学与生活、作家与生活的关系，回归现实主义文学‘开放’和‘无边’的本意，在更完整的意义上激活文学的生命与能量。”但是，无论如何，新时代诗人必然会产生新时代的思想和模式，也必然会产生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这是文化的需要，也是价值的期待，因此又是必然的产物。

基于以上简要梳理后的认识，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何为？

笔者认为，现实主义诗歌应该表现人民，应该为人民服务，这不仅是新时代对诗人创作方向的定位，更重要的是现实社会对新时代的文化要求和价值期待。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北京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就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思想。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也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所以说，诗歌属于人民，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要求着我们当下的诗人应该及时地介入新时代的现实生活，加强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在现实生活中吸取营养来提高我们诗歌创作的质量。

为此，中国作家协会每年推进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对加强现实题材的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别林斯基说：“诗歌是生活的表现”。因此，我们在把握写作对象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仅仅是单纯地描写现实生活中的本身，而是立足心灵提取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和体验，让诗歌呈现出一个“真、善、美”的氛围。这样，“对心灵与现实两个世界的沟通融合也利于诗人找准个人与时代的情志共振点，在个人化观照中传递社会现实的非个人化的内涵。”（罗振亚《20世纪中国先锋诗潮》）中国作协每年组织实施的定点深入生活项目，以及各省市地方文联、作协、诗歌学会、文化部门和个人自行组织的各类采风活动，可以通过深入生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捕捉到很多新的诗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成效如何，不说其他的，单就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南昌来说，近些年来就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比如南昌市诗歌学会联合南昌晚报组织的“诗歌下基层”系列活动目前已经成为当地的诗歌创作品牌。这些诗歌作品，都是以现实为描写对象，以“人民”为中心在作品中去体现当地的文化与生活的审美观照，这些创作所呈现的现实主义精神，是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的主要特色。这些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成功，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内部因素，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诗人自身所具备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积累及其审美观照。因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过程中会在诗人的灵魂高处产生一个巨大的地域文化和现实主义精神气场以及想象的空间，进而会融入诗人对现实生活中的自然、人文、历史和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内心感受。而且“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可以对当地那些存在自己独特的根性文化与现实生活进行有意义的挖掘，并以此为诗歌创作的基础，在吸收和借鉴新时代先进文化的辅助上，从单维度向多维度展开一种汉语表达。这样的诗歌创作所呈现的是语言深处浓密的当地文化和生活气息，这些诗作就是现实主义诗歌。

所以，无论是用何种方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都可以为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因为每一位诗人在同一物上的感觉不是千篇一律的，应有他们独特的艺术感受。作为一位诗人，在感觉上也不是原始的、空白的、无文化的，应取决于诗人自身的充实、完善和修养，这种感觉在诗歌作品的内容和价值上就会鲜明地反映出诗人的全部人格、智慧和情感。”有些创作素材只有在深入到现实生活中真切感受才能获取到，正如郭怡孮所说：“这是特定的时空、环境与你的感受和情绪构成了某种审美契机，触发了情思的有感而发。这是彼时地难以获得的，这是当时情感的物质显现，是极为宝贵的。”同时，定点深入生活还可以使得我们在创作时注意到生活中那种潜在意识和智慧的苏醒，这是对生活直觉与创作形式的把握。

当然，在这个多元化且新旧转换循环并存的新时代，诗歌也正处于语境建构之中一种奇特而又微妙的无名之境，对于诗歌创作认同有诸多摸索夹缠不清而又六神无主的许多诗人来说，不可能将自己的观点凌驾于别人之上。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中，应该要防止典型的纯个人化倾向，应该要让创作达到内心思考与时代现实融合统一，并建构起自己的精神主旨和文化内涵。而且现实主义诗歌所体现的情感境界必须是新时代诗人精神世界的凝缩与感性显现，作品所透溢出来的必须是本真的，其内蕴就是诗人最本真的艺术美。只有这样的现实主义诗歌的情感境界，才会弥漫着“真、善、美”的气息。同时，在现实主义诗歌写作中，还要充溢着对新时代生活的期盼与奋争，但也不乏深层心理的迷乱与裂变，释放出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创作者人格的升华。诗歌写作应该饱含深情地拥抱着我们这块土地，寻觅、开掘、透视、超越，借助新时代中一些重大的现实题材的抒写，孜孜追求在更新更深的层次上准确而传神地再现新时代我们中国人命运的历史性变化，从而奏出一曲深沉而多维的社会现象。另外，在写作中以新的观念和新的视点，对新时代新的生活进行深邃而细致的体察，把艺术的解剖刀端直探入生活的腹地，活捉出那些最能集中反映和透视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同时不失分寸地将这种生活置于新时代大背景的漩涡中心涤荡。在艺术的摇曳中，把现实社会的蠕动、裂变、衍进，真实可信地呈现在大家面前。

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何为？我们的诗人如何在创作中演绎成一部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经典之作？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应该是我们当下每一位诗歌创作者在现实中需要做出的思考和回答。也许，并不是每一位诗人都有所作为，但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一定会大有作为。只要这个梦还在，我们的追求就会在。

（原载《文艺报》2018年6月15日“理论与争鸣”、《江西日报》2018年5月9日B3版“文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