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腊生

【内容摘要】近年一些家庭生活剧立足于个体的“好人伦理”，在个体与家庭的恩情结构中，表现家庭生活温暖而真实的状态。电视剧以家为支点，讲述一系列个体的生存与命运，在强化家庭伦理的叙述中传达了家国一体的价值观念。在镜头美学方面，电视剧注重打造家庭生活的烟火气，在细节与画面中体现对诗性伦理的追求。

【关键词】恩情结构；家庭伦理；国家话语；诗性伦理

此前，一些家庭伦理剧因为扎堆表现离婚出轨、婆媳大战、亲子矛盾等内容，在吸引观众的同时也落入俗套。如《妯娌的三国时代》《老妈的三国时代》等表现城市家庭的争斗与婚姻的危机，《小别离》《小欢喜》《小舍得》等聚焦孩子的教育问题及亲子关系，其一系列中产阶级文化符号中不断表征社会层面的各种焦虑，但缺乏家庭生活的烟火气与质地感。近年来，《都挺好》《乔家的儿女们》《人世间》等电视剧开始朝着日常生活的烟火气转型，注重表现生活的热度与生命的温度，在强化家庭的伦理中传达家国一体的价值观念。这些电视剧以家庭亲情叙事为核心，在兄弟姐妹、夫妻、父子关系之间展开家庭生活的复杂内容，揭示五味杂陈的人间百态，以个体及家庭命运的跌宕起伏，呈现中国社会历史性变革和成就。这些电视剧多从家庭的日常生活出发，注重个体存在、家庭伦理、国家话语三个层面的融合与转化，书写家国背后的历史与人性，观众能够感受到一种真切而温暖的家庭氛围与情感价值。通过家庭伦理的叙述，电视剧完成了观众在精神层面上替代性的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从叙事层面看，无论是超强的历史代入感，还是接地气的日常人情味，电视剧将叙事的基点落在家庭伦理的内涵打造上，以此来联结个体的情感伦理和国家层面的主流价值观念，三者在丰富的生活细节中水乳交融，不断击中观众内心的柔软之处，彰显了当下现实主义题材剧的新高度。

一、个体的“好人”化与感恩的情感结构

近40年来，市场化使个体以追逐现代生活方式为实现自我幸福的手段，却让人际间的关系越来越淡。传统社会中深层的情感关系以及其背后的伦理观念不断退后。如果说一段时间内家庭剧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伦理冲突，突出表现个体个性，却缺失了生活的烟火气，那么，近年播出的《都挺好》《乔家的儿女》《人世间》等电视剧立足于家庭生活的日常关系，注重在个体与家庭的恩情结构中表现温暖而真实的状态。电视剧并不凸显个体身上的个性，却通过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家庭之间的恩情结构来实现他们的自我认同。也就是说，个体的存在是在对他者的施恩、报恩的行为方式中得以确立的，并以此来完成对个体世界的伦理叙述。

首先，这些电视剧没有将一系列的个体置于西方个性化的叙述轨道上，而是把他们纳入民间最为传统的感恩系统中，在知恩、感恩的模式中建构个体的伦理关系。剧中贯穿的是一种民间传统的恩情伦理模式，用“与人为善”的世俗标准，唤醒观众内心深处的“恩”与“情”这个情感结构。电视剧用民间最为实用的“好人伦理”来确立个体的存在价值，又将之贯穿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关系结构当中。“好人伦理”成为个体日常生活中的生命信仰，达成平常百姓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的愿望。

例如，在《乔家的儿女》中，大哥乔一成在父亲职责缺席的情况下，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大哥和弟弟妹妹之间，超越了兄弟伦理而处于一种施恩与报恩的关系中。早熟的乔一成在每一个弟妹出问题时，总是不停地“救场”，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当四美不辞而别，前往北京看费翔的演唱会，乔一成急急忙忙去北京，到一个一个旅店去寻找。三丽被街坊李和满欺负，乔一成不顾一切去派出所举报，将李和满绳之以法。乔二强因服装店走私被抓进了派出所，乔一成到派出所把二强领回了家，并训斥二强学习不行，工作也不靠谱。乔一成作为大哥，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感情上，都对每一个家庭成员产生着凝聚力。当乔一成得了严重的肾病，需要换肾的时候，最小的弟弟七七不顾他的阻挠而捐出自己的一个肾，迎来了一家人的亲密团聚。姨父总是在乔家的儿女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帮他们修煤气管、付医药费等。剧中人物的事业、婚姻、家庭都行进在各自轨道上经历雨打风吹，也感受阳光滋养，恩情就像扎在泥土里的根紧紧相连，这就是“家”的结构。

电视剧《人世间》以恩情为核心，让人物处于温暖、可靠的生活状态中。个体的自我实现建立在其与他者之间的施恩与报恩关系中。郑娟被骆士宾强奸后怀上孩子，带着寡母和眼瞎的弟弟艰难地生活。秉昆出手相助，卖掉自家祖传的玉镯，按月资助他们度过难关。这是他们萌发爱情的开端，也是爱情的底座。当他给郑娟送钱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近乎衣不蔽体的郑娟美丽的容颜，帮助郑娟一家成为他爱的担当与责任。当母亲因为得知女儿周蓉和女婿出事后，晕倒在地成为植物人时，周秉昆无计可施，郑娟带着两个孩子，不顾众人的言语与目光，上门帮助周秉昆照顾他的母亲。她两年如一日，为瘫痪在床的母亲按摩、擦洗，换回了母亲重新站起来的医学奇迹。二人正是在这样的施恩、报恩的模式下走向婚姻。他们没有远大的理想，一心带着整个家庭走出贫穷，过上好日子。秉昆两次入狱，郑娟始终用自己弱小的身躯，靠在街头卖红薯和煎饼支撑起整个家庭。同样，“苟富贵，勿相忘”的周秉义和冬梅之间，也是一种不离不弃的感恩模式。冬梅的父母因为打成右派而天各一方，自己成为一个孤苦无望的知青，作为老工人家庭出身的周秉义放弃了提干的机会而选择了与冬梅结婚。当冬梅的父母平反之后，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冬梅处处为秉义着想，担心他的身体，支持他的工作。冬梅因为知青时代意外掉进冰冷的水井而导致终身不育，而秉义为了解除她的困扰，告之父母是自己身体的原因。最终二人相濡以沫，磕磕绊绊，相伴终身。互为感恩的模式是他们稳固夫妻关系的根本。

同时，在家庭外部，个体之间的恩情成为人物们情感关系的凝结剂。如酱油厂“六小君子”之间的吃吃喝喝、打打闹闹等，无不拥有“恩情”的元素。这样的情感，让人看了不但觉得真实、踏实，而且内心会由衷产生羡慕、向往。“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江湖豪情，在这些个体身上，体现为一种民间朴素的生命关系。周秉昆因为看了枪毙涂志强的现场，整天工作恍惚而不得不辞职。他找儿时伙伴乔春燕帮忙，乔春燕用自己辞职为筹码，为秉昆找到一个工作。蔡晓光深深喜欢青梅竹马的周蓉，默默地送周蓉去贵州寻找自己的爱情，并一心关照着周家的生活。他为失业的周秉昆介绍工作，后来帮助狱中的秉昆聘请律师。周秉昆帮吴倩安排到书店的工作，夫妻俩将房子的产权让给无助的于虹，自己出钱为耳聋的常进步购买人工耳蜗，让他能够和正常人一样开口说话。甚至在德宝和春燕不愿借钱的情况下，还是不计前嫌，参加他们儿子的婚礼，并送上自己的祝福。这些人物个体都在一个互为因果的“恩情”关系中凝结成富有温度的生活空间。

同样，《都挺好》中的苏明玉在原生家庭不被认同，却遇到一个如父如师的蒙总。蒙总对苏明玉的知遇之恩，正是苏明玉在众诚集团陷入危机时不离不弃的根本原因。苏明玉一生都想着远离原生家庭，却在最后与父亲苏大强和解。原因是苏大强在他得病之后还迷迷糊糊想着给明玉购买高考复习题。对此，苏明玉感受到儿时没有享受到的家庭温暖，一种对父亲迟来的感恩缓释了她在原生家庭的成长中的缺陷。电视剧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庭氛围中书写她和家庭的关系，最终从怨恨家庭回到感恩父亲的轨道上来，在恩情结构中体现了家庭氛围的“都挺好”。

这种知恩、报恩的模式，成为整个电视剧中一系列个体处理行为关系的准则。无论是苏明玉与蒙总之间，还是乔一成与弟妹之间，周秉昆与一帮伙伴的兄弟关系，还是三兄妹各自的夫妻关系，恩情既是他们在城市日常生活中的温暖神器，又暗合了中国传统的深层文化结构。这样的情感结构，让观众不但觉得生活的真实、踏实，而且内心会由衷产生羡慕、向往。在中国的人情社会中，知恩和报恩成为个体之间的精神性想象，尤其在当下物质、功利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追求主体时，恩情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当下社会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在情感结构上承续了传统文化价值的链条。因此，恩情既是这些电视剧中这些人物个体生存的支撑，也是当下社会伦理建构的一个重要命题。电视剧正是通过这些个体之间的一种非常古典的恩情叙事，“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满足了当下观众的审美与情感期待。

个体的独立一方面契合了当下年轻大众的生命追求，充分调动主体存在的生命热度，其中不乏突破世俗的诗性追求。另一方面又在传统伦理的结构中，不断纳入以恩情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当中，并以此为支点，向整个社会辐射开去，构建一个和谐温暖的社会氛围。重要的不是这些家庭伦理剧如何彰显个体生命的现代追求，或表现传统的恩情结构，而是这些家庭伦理剧如何将二者紧密相融。从电视剧的镜像效果来看，二者主要立足于个体与家庭的日常生活，通过大量生命质感的镜头来加以表现。电视剧往往以超强的代入感，带领观众走进个体生存的困境，一方面自然在精神层面追求爱情的热度、走出家庭的束缚和实现经济的独立等。另一方面则又在人间烟火气息中表现人间情怀，通过日常生活的温暖与真实，体现个体生命对家庭组织的中国式依赖，以及背后的责任与担当。

二、家庭伦理与国家话语的融合

家庭伦理剧之所以作为我国电视市场较受欢迎的类型之一，与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的“家本位”观念有关，国人将家庭视为牵系人生命运的关键，以及人步入大千世界前首先要接触的人际圈层。家庭关系的变迁，也是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重要文化命题。“中国传统的‘家本位’文化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这表现为中国城乡老百姓仍把对家庭的责任看成是与自己生命始终相随的最重要的事情。”①家庭构成了整个电视剧的核心，也是表现生活中温暖与厚度的基本单位。这些电视剧以家为支点，撬动历史洪流中各色人的遭际，讲述一系列个体的生存与命运，用家的架构串起中国社会认同的家庭伦理与道德，并通过具体的镜头语言完成了国家层面的话语叙述。 

家庭伦理是一个家庭内部个体关系之间的行为规范，由严、慈、孝等家风，和做“好人”的家训构成，它既通过家庭成员之间各种行为方式加以表现，又在代际传承中构成一种情绪氛围。家庭成员的每一个体往往浸润其中，感受日常生活的温暖与心理的慰藉。这些电视剧中，都反复出现全家福的照片。全家福的形式将剧集故事中的众多个体汇聚到同框画面中，象征着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家文化”。“一直以来，‘家’都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以及心理的中心意象，是一个承载温馨、安宁等正面色彩的意象，因而具有镇定人心的作用。”②在大时代的起起伏伏中，这种“家文化”既是每一个生命个体之间坚实的情感纽带，也是统摄整个电视剧的主体氛围。

在电视剧《人世间》中，周父身上对子女的严厉中又充满爱，既传统又明事理。作为大家长，他明事理，既没在郝冬梅家“落难”时劝长子分手，也能在时移世易后常常体谅儿媳的难；可他偶尔又不那么通情。他带儿女三对夫妻串门拜年，跟邻里乡亲念叨周家走出两名北大学子的荣光，却忽视了为周全哥哥姐姐岁月静好、替全家扛过艰难光景的小儿子夫妻。他对在家的小儿子秉昆非常严厉，内心深处希望他如哥哥姐姐一样努力，考取大学。当他得知自己的儿子要娶已有一个孩子的女人为妻，顿时火冒三丈，一脚将其踹倒。他犹如一个将军，身上焕发出一股刚硬的精神力量，引领整个家庭的走向。

孝在《人世间》中被直观地诠释为“养口体和养心智”两种，将传统的孝道与现代的生活方式紧密结合，重点在于表现当下社会人们的生活期待。黑格尔曾指出：“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可观的‘家庭孝敬’。”③在家庭关系中，子女对父母的孝与父母对子女的照顾是熔铸在中国人血液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因为工作和学习的原因，孩子不得不远离父母，他们努力为家庭争得荣耀是一种孝，而在父母身边尽心尽力工作，陪伴着年迈的他们，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也是一种孝。秉义下放到兵团工作，考取北京大学，拯救濒临破产的国营大厂，推动进行棚户区改造。他始终站在国家话语的层面，成为周家的光荣，是一种大孝。周秉昆始终陪伴在母亲的身旁，母亲不识字，他理所当然承担下读信、写信的任务。父母生病，他守护在他们的身边，尽心尽力地伺候，并且瞒着远方的哥哥姐姐。他踏实肯干，虽屡遭挫折，却将一个小家庭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因此，在周家兄弟身上，无论是“养心智”还是“养口体”，孝顺成为一个家庭文化的“根”。

在《乔家的儿女》中，单亲家庭的众多儿女又遇到一个没有责任与担当的父亲。大哥乔一成兼具父母的双重身份。他在日常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和弟弟妹妹，做好他们的人生导师。弟弟乔二强爱上自己大很多的师父，他出面阻拦。他批评四美谈朋友是颜值控，阻拦弟弟跟邻居牛野走私货物，甚至严格管控不务正业的父亲，不允许他赌博、喝酒等。同时他又整日为弟弟妹妹做饭，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尽管他们的父亲极端自私，缺乏责任感，但乔一成还是在父亲生病时让表弟送上一笔钱。父亲去世后，乔一成独自一人去包子店点了两笼包子，以此来缅怀父亲。最后照全家福的时候，大家发现，最像父亲的居然是乔一成。

无论是原生家庭的伦理诉求，还是平民家庭的氛围浸染，这些电视剧缓释了人们在日常生活因为各种原因造成的家庭隔膜、矛盾冲突，带给人们以家庭生活的热度。剧中那种爱又牵扯着责备、恨又带着不忍、亲密又带着撕扯的家庭情感，恰恰是世间最真实而又热闹的烟火气。

在家庭伦理叙述的基础上，这些电视剧在讲述小家的故事时自然延伸到国家民族的大命题。创作者以微观的家庭生活诠释国家历史的变迁，以家庭伦理去演绎国家层面的文化伦理，从而在一个小家庭的内部捕捉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生动力。“觉着苦吗?自己嚼嚼咽了。”朴实无华的台词，既体现了底层的“周秉坤们”的生活不易与无奈，又折射了普通民众的生命韧劲。《乔家的儿女》中，乔一成撑不下去时，姨父鼓励他说：“咱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得有太阳，得有希望，你妈活着的时候特别要强，你得跟你妈学，给你妈争口气。别让人看不起。你是男孩子，又是家里最大的，往后你得带着弟弟妹妹往好里走。家里家外的事，你扛起来，就算扛不住了，没事，这不还有姨父呢嘛，过来找姨父，姨父替你扛。”这些言语正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缩影，有悲情、有矛盾，又伴随着无处不在的善良与正义、光明与正道，悲凉的眼泪里始终流淌着一股温情，传递给观众巨大的精神力量。剧中人物所表现出来的隐忍、韧性、乐观、进取，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流。在《人世间》中，周秉义到军工厂之后为工人发煤炭以解决群众取暖的问题，做了副市长之后为化工厂工人的安置四处奔波，上任哈阳市市长之后又为解决三千人的就业问题到处找投资。在处理光字片亲人与乡亲之间的关系时，他既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又不以权谋私；在弟弟周秉昆要被出版社开除的时候，他不违法说情，坚守了法律的底线。在明知喝酒伤身的情况下，他为了争取投资商，竟然不顾胃痛去拼酒而住进医院。在周秉义身上，体现着国家话语和理想主义精神的引领。

电视剧创作还通过一系列的生活细节，自然融入国家话语的叙述。如《人世间》中，周蓉虽是为情远走他乡，但她选择在贵州大山中开展教育事业。在她的影响下，女儿玥玥捐助贵州山村小学，让当地孩子们走出大山。剧中身患绝症多年的转业军人杜德海点燃炸药欲自杀的故事，没有表现底层的愤愤不平，而是巧妙地诉说了一个老工人与工厂乃至国家的深情。在《乔家的儿女》中，乔一成和项南方结婚典礼上，乔祖望激情发表讲话，让大家要感谢党，感谢国家的发展。乔家的变化得益于国家的开放。乔家兄妹“野蛮生长”的故事，敏锐反映了个体、家庭、民族、国家之间“共生共振”的关系，剧作透过一系列的家长里短的故事牵动观众的家国深情。

在电视剧中，以家庭伦理为核心，将个体话语与家国伦理紧密融合，真切地诠释了家”是小“国”，“国”是大“家”的理念，将故事的时代脉络和社会价值生动呈现在观众眼前，颇具深意。

三、镜头美学对诗性伦理的追求

当下的一些家庭伦理电视剧多从日常生活的烟火气入手，拓展表现场景，将中产阶级的符号空间引向社会历史和民俗话语的空间，注重对诗性伦理的追求。

电视剧在镜头美学上最接地气的是，表现为一系列亲切、自然而又温暖的日常生活图景。在《人世间》中，东北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观，加上光子片的生活场景，怀旧、悠闲、苍茫、诗意的同时又充满人间烟火气，一下子把观众带入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东北。画面扫过林海雪原、国企车床、集体林场、国营饭店……大工业时代东北的冷冽粗粝扑面而来。镜头一推入“平民窝子”光字片，则是另一种气息。屋檐叠着屋檐，街道变窄成了巷。在外人会迷路的光字片里，从院角的鸡笼、檐下的冰溜、路边摆放的高架自行车，到周家的炕头、门帘、锅碗瓢盆、烧水的暖炉、发黄的照片，都透着浓浓的烟火气。除了这些绵密的视觉符号，还有大量日常生活的诗性细节富有烟火气的细节叙述。剧中出现最多的情节是过年。秉昆等“六小君子”一年一聚，在外的周父和秉义只能过年才有可能回家，于是浓浓的东北生活气息在一次次过年情节中展现出来，真实、亲切、感人。过年的时候，春节文艺晚会在电视机里演着，周秉昆带着孩子在院子里放烟花，郑娟站在一旁，眼神里是满满的幸福感。曹德宝一家、国庆一家、赶超一家各自聚在炕上，边磕瓜子边看电视，其乐融融。过年时家家包饺子、吃饺子。郑娟用竹帘端着包好的饺子放到院子里，这是东北特有的饺子保存方法——天然速冻。周父带着一家老小到处给亲戚朋友拜年，巷子里热闹的问候声、祝福声，和着鞭炮声，还有红色的春联、喜庆的红灯笼映着厚厚的白雪，一种祥和、简单的生活仿佛穿越千年，既有日常生活的情韵，又有历史空间的绵延。

在《乔家的儿女》中，开篇是即将拆掉的防震棚、墙上的宣传画、晾晒的鸡胗，屋里随处可见的搪瓷脸盆、花床单、煤油灯，或是乔家兄妹心心念念的“神仙汤”、共舔过的碗，大到街道建筑，小到穿衣吃饭，都透着时代的气息和生活的温度。被人领养的四美因想家一个人从苏州混上火车偷跑回南京，一家人相聚的场景令人难忘。乔一成到二姨家送七七的生活费，眼见齐家为表哥摆酒请客的热闹景象心里五味杂陈。乔一成去电视台上班的第一天，弟弟妹妹们送西服、送领带、送皮鞋，连父亲也送来一块手表。最后乔家五兄妹重回老屋追忆往昔，并在院内合影留念。他们幼时在这里洗衣服、做饭的画面历历在目，彼时相依为命，而今互相扶持，各自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领，日子过得有声有色。家庭的温暖与国家的命运形成共振，在日常生活的烟火气中诠释着时代的前行。

同时，电视剧在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呈现中充满着诗意。如在《人世间》中所表现的，物质匮乏的年代里，观众感受不到被贫穷击垮的绝望，相反，郑娟手里的糖葫芦、旧门楣上的新春联、母亲给周蓉织了10多年攒成一沓的红毛衣，都淡淡地散发出简单而又朴素的意味。茂密的白桦林，皑皑的北方雪域，一座吊桥连通的是秉义和冬梅这一对年轻人的情与爱。视钢琴比生命还重要的陶俊书，手指在黄纸板上的黑白琴键上飞舞，那是她的梦想。幕布揭开，灰尘扬起，失了音准的旧钢琴弹出艰难岁月下的罗曼蒂克。那是一代年轻人怀揣梦想艰苦奋斗的尊严与荣光，更是有情有义、坚韧担当、善良正直的中国人形象群体的诗意注脚。这样的场景，不但带给观众轻松温暖的氛围，更是日常生活之余的诗意记忆。

在《乔家的儿女》中，乔一成带着弟弟妹妹艰难度日。他种了一盆菊花，黄色的雏菊在蓝天下绽放，体现了他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诗化的追求与对未来的想象。乔三丽喜欢在冬天时将白炽灯换上黄色的灯泡，感受家庭的温暖。遇到困难的时候，乔一成喜欢带着弟弟妹妹在古朴厚重的城墙上迎着阳光奔跑，这既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纵情快乐，也是生命的抗争和努力。

在叙事镜头方面，电视剧往往注重明暗对比，在长短镜头的交替使用中增强画面的艺术效果。《人世间》大量对比使用明暗色调，暗中见亮，冷中见热。剧中一系列室内场景，往往在主人公的脸上打出亮光，而其背景为暗色。明暗的对比度中，既有时代的印痕，又散焕着人物的精神，传达出一种温暖的神韵。在郑娟出场的一段，昏暗拥挤的室内，明亮的光线打在郑娟的脸上，和着她的美丽肤色，一片光芒，而在郑娟抬头的一瞬间，同样的光打在周秉昆的身上，显得非常的阳光和充满正气。剧中的这种光线处理很多，就像伦勃朗的油画一般，既象征着主人公家庭和时代命运在阴暗中仍然存在希望，又隐喻其本身的人性光辉。整个电视剧中光线明暗互现，既表现人物直面人世、抗争艰难的一面，又表现人性温暖、光辉的一面，体现了平民百姓生活中顽强积极的精神色调。剧中镜头的切换，总是用一些大广角的画面过渡，前面多为东北冰天雪地的外景，隐喻着时代生活带来人物命运的艰辛；后面多用航拍的璀璨夜景，隐喻人们生活的改善与时代的转型。《都挺好》中，苏明玉回忆自己的往事那一幕，既有儿时的她站在门框里无声的哭泣，又有此时的她默默相视的前景，两个不同时空的明玉在一个画框中对话，剧中时间轴与空间轴交相映照，产生了令人动容的画面效果。在《乔家的儿女》中，电视剧大量采用了空镜头与长镜头相融合的技法，以营造烟火气息，渲染出市井人家的生活情绪。院落的苔藓、70年代的水泥墙、儿童自行车等，让人置身时代记忆中。同时，这些空镜头还具有象征意义，塑料棚顶凝聚的积水，象征乔家兄妹共同面对生活的困难，多了份生活的诗意美；竹蜻蜓在院子上空摇摇晃晃地飞来飞去，暗示失去了母亲的兄妹们小小年纪就要面对人间疾苦。这些镜头语言的不断切换，既在情节推进的过程中营造了了电视剧富有烟火气的时代氛围，又在浓浓的人间情怀中体现了诗性的美学追求。

总体来看，这些家庭伦理剧将镜头聚焦真实自然的家庭生活，触摸生活的内在肌理，同时辅以温暖的底色，激发人们积极向上的生活力量，引发观众对生命的热爱和对家庭的思考。作品以表现富有烟火气的日常生活为核心，将个体话语和国家话语完美地纳入家庭伦理叙述，使个体命运与时代大潮互为共振，彰显了当下现实主义剧作的广度和深度。

注释：

①杨善华：《家庭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②贺艳：《关于“家”的想象与叙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伦理电视剧的叙事文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18页。

③[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原载《中国电视》2022年第7期）